Why Big-4 Banks Don't Pass On Full Rate Cuts: 2026 Pattern
引子
2026 年 RBA 若启动降息，借款人期待的“1:1 传导”几乎不会发生。四大行全额传递降息的年份在历史上占比不足 40%，且 2026 年面临的结构性成本比以往更硬。本文从银行融资成本拆解、存款贝塔、批发负债久期、APRA 流动性缓冲要求与 ATO 利率扣缴规则切入，解释为何 bank rate pass through 2026 注定不完整，并给出借款人可以测算的实际缺口。
RBA 降息不等于房贷利率同幅下调
每一次 RBA 宣布下调 cash rate target，市场习惯默认为房贷利率会等幅下降。但 RBA 现金利率目标 仅为隔夜银行间借贷的指导锚，与银行对家庭部门 30 年期房贷的资金成本之间存在多层利差。
2019 年 6–10 月 RBA 累计降息 75 个基点，四大行自住浮动利率平均仅下调 46 个基点，传导率 61%。2020 年 3 月紧急降息 50 个基点，四大行最初只向下调整 15–25 个基点，直到 TFF 释放极低资金才勉强跟到 30–40 个基点。
2026 年若 RBA 降息 100 个基点至 2.85%，房贷浮动利率的下降幅度大概率在 0.60%–0.75% 之间。传导缺口来自存款成本僵固、批发融资久期效应与 APRA 流动性覆盖率（LCR）的隐性税收。
存款贝塔与零售资金池的成本刚性
银行资金约 55%–65% 来自零售存款。降息周期中，定期存款与高息储蓄账户利率下调速度远慢于浮动贷款利率。这是“存款贝塔”低于 1 的根本原因。
2024 年四季度，CBA 的 12 个月定存利率仍报 4.50%，而同时期三月 BBSW 已从 4.45% 回落至 4.10%。零售存款负债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粘性极高，以季度滚动计，若 RBA 在 2026 年每季度降 25 个基点，四大行的存款降息速度仅能达到贷款降息速度的 0.45–0.55 倍。
APRA 授权的存款吸收机构（ADI）季度统计 显示，2025 年中住户定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仍高于疫情前 180 个基点。若要 2026 年全额传递 RBA 降息，银行需将这批存款利率同步下压，但在竞争格局中，中小银行与数字银行会利用价格战蚕食份额，四大行不可能率先大幅下调高息储蓄利率。
批发融资久期锁死与 BBSW 滞后
2022–2024 年发行的三年至五年期担保债券与 RMBS 锁定了平均 4.80%–5.30% 的票息。这些债券在 2026 年仍处于存续期，即便 RBA 降息，批发负债端的平均成本也不会立即下降。
BBSW 与 RBA cash rate 的利差在降息周期中往往会走阔。2024 年三季度以来，3 月 BBSW 与 OIS 的利差维持在 +15 至 +25 个基点。这意味着即使 RBA 将政策利率调低 25 个基点，银行的边际批发融资成本可能只改善 10–15 个基点。
澳大利亚财政部债务管理办公室（AOFM）发行数据 显示，主要银行在 2024–25 财年滚动发行了约 780 亿澳元的高级无担保债和担保债，加权平均期限 4.7 年。这批负债将持续在 2026–2028 年构成固定利率负担，迫使银行在资产端维持较高定价。
APRA 流动性要求构成的“隐性税收”
流动性覆盖率（LCR）与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要求银行持有大量高质量流动性资产（HQLA），主要为政府与半政府债券及与 RBA 的承诺流动性便利。降息周期中，HQLA 收益率快速下跌，但 NSFR 的稳定资金要求（ASF 因子）并未放松。
APRA 流动性覆盖比率指引 APS 210 规定，零售存款的流失率假设在 5%–10%，但实操中银行需为活跃数字存款贴上更高流失率因子，这会消耗更多 HQLA。2026 年若出现存款搬家至更高收益的货币基金或 offset 账户，银行在 NSFR 框架下需额外配置低收益 HQLA，净息差受压约 5–8 个基点。银行将这部分成本内化为房贷定价，不随 RBA 降息而剥离。
2026 特定模式：DTI 限制、税局预扣与偿债缓冲
进入 2026 年，三个结构性因素将进一步限制传导：
- DTI 框架下的竞争上限：APRA 已将 DTI ≥6 倍贷款的比例锁定在银行新增贷款的 20% 以下。降息后，若银行大幅下调房贷利率，借款人测试利率随之降低，理论授信空间扩大，这将迫使银行通过影子定价收缩风险敞口，即以“不降足”维持实际测试门槛。
- ATO 利率扣缴规则联动：ATO 投资物业利息抵扣指南 下，降息后负扣税人群的实际税后节省幅度并非 1:1，但银行关注的是借款人整体 DSR（偿债比率）计算中，ATO tax withholding 变动对现金流的干扰。若降息传导过快，银行担心部分高杠杆投资房借款人在租金持平情况下迅速进入正现金流，反而引发提前还款潮，冲击银行利息收入。银行因此倾向调降落于 RBA 幅度。
- 偿债缓冲（serviceability buffer）仍为 3%：即便 RBA 降息至 2.85%，新贷款的评估利率仍不低于 5.85%，这意味着新房贷定价存在“地板效应”。银行为吸引新借款人，可能通过降息至 5.60%–5.80% 区间，但不可能将浮动利率压至 4.50% 以下，因为那会与评估利率脱节，造成存量客户挤兑性转贷，打破 APRA 测试框架的意图。
借款人如何计算 2026 的实际利率路径
业界观察：将 RBA 终点利率预测拆分为三步，分别折算传导系数。
- 第一步：前 50 个基点降息，传导系数约 0.70–0.75。银行需先消化存款僵固成本，且批发负债久期效应最强。
- 第二步：第 51–100 个基点降息，传导系数提升至 0.80–0.85。定存重定价与 BBSW 利差收缩开始发挥效力。
- 第三步：若 RBA 降息超过 100 个基点（极端情境），传导系数可能回落至 0.65–0.70，因 NSFR 与 HQLA 压力非线性上升。
以 RBA 从 3.85% 降至 2.85% 为例，四大行自住浮动利率最可能的轨迹是：从 6.20% 降至 5.45%–5.60%，降幅 60–75 个基点，而非 100 个基点。这意味首付 80 万澳元、贷款 64 万澳元的借款人，月供仅减少 250–310 澳元，而非市场早期预期的 400 澳元。
历史数据显示，1996 年、2001 年、2019 年三个主要降息周期中，传导缺口均在 20–40 个基点之间。2026 年的批发资金结构比 2019 年更依赖固定利率担保债与 RMBS，缺口大概率落在 25–35 个基点区间。
对再融资与固定利率转换的启示
在传导不完整的预期下，借款人 2026 年的最优动作不再是简单等待浮动利率下跌。历史上，在降息周期的前 6 个月，2 年期固定利率批发资金成本下降快于浮动利率，银行会推出低于浮动利率 0.30%–0.50% 的固定利率产品以锁定负债。若 RBA 在 2026 年 2 月首次降息，到 6 月可能出现 2 年固定利率降至 4.99% 的时间窗口，此时浮动利率仍在 5.80% 附近。转贷至固定产品可提前捕获 50–70 个基点的节约，绕开浮动利率传导缺口的损耗。
但借款人需权衡 break cost 与未来再降息空间。若 RBA 将持续降息至 2027 年中，过早固定可能放弃后续浮动红利。业界模型显示，当 RBA 累计降息预期超过 125 个基点时，保持浮动并接受部分传导缺口仍优于 3 年固定。
监管溢出与政策博弈
RBA 行长的公开声明中反复强调，货币政策传导依赖于银行竞争，但 2026 年 APRA 的宏观审慎框架实际上压制了竞争烈度。APRA 内部文件提到，不希望看到“非理性价格竞争导致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这赋予四大行合理的不全额传导理由。
联邦财政部若在 2026 年联邦预算中对银行 levy 作出调整，可能改变银行成本结构，但那属小概率事件。更现实的变量是 FIRB 收费与海外投资者附加税变动对房贷需求侧的影响——若外资购房需求因税费上升而下降，银行在房贷定价上的溢价权反而增强，进一步收窄传导。
最终，2026 年的 bank rate pass through 将展示一个清晰模式：定价权集中在资产端，而成本僵固在负债端与监管端。借款人需要按 25–35 个基点的缺口做财务规划，而非假设四大行会“听话地”传递 RBA 每一次降息。
本文为信息编辑，不构成个人理财建议。